刘松林
前 言：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 它被誉为“辨天人合变之机，演阴阳动静之妙”。唐代以后更是与老子《道德经》比肩，号称道学双璧。历代能人志士都对《阴符经》推崇备至，各代名家对《阴符经》均有深研集注。自唐李筌发掘并为之作注以来，《阴符经》注解本已不下百余种，仅存于明《正统道藏》的就有二十四种。注解虽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的内容，各家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道家的养生之术，其中更有“道”和“丹”之分；有人认为它是道家治世之书，传授富国安民之法。有人认为它是纵横家之书，所谈都是权谋术数；也有人认为它是兵书，讲的是强兵克敌之法。
实际上，大道无所不包，《阴符经》虽然仅有三百余字,但是言简而意远,可以说包罗万象而圆融无碍。《阴符经》不仅限于一家之用，得之并运用者无所不能，无往不利。治国用兵乃至法术符咒等，皆是道者之余事。所以说，《阴符经》是一本教人如何体察大道，把握大道，运用大道的书。
《阴符经》的成书，历来说法不一。最初相传为轩辕黄帝所作，但后世有人认为此书是唐代李筌假托黄帝之名自造，也有人说此书作者是战国时的苏秦，还有人说是北魏寇谦之所作，近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于南北朝时期，作者是一位高隐之士。
那么作者是李筌吗？据唐未杜光庭《神仙感遇传》记载，《阴符经》是李筌在河南洛阳嵩山少室山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所以李荃是第一个见到完整经文的人。因此有人怀疑他就是《阴符经》的作者。从李筌写的注疏来看，他对阴符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儒家的道德实践层面。李荃在文中说：“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阳之主也；阴恶贼害者，魔也，是阴之精。除此之外，百万经教虚广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则之道也何必广谈修习与？合道之体，不出此门。’”他将善恶与阴阳相对，并认为行善去恶是至道。可以看出，李荃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解读《阴符经》，从而去恶存善，修身炼行来到达神仙长生之道。显然，以《阴符经》立意之高，绝对不会停留在修炼神仙长生之道的层面，所以李荃不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
那么作者是苏秦吗？《战国策》说苏秦“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也说苏秦“得《周书阴符》（即太公阴符），伏而读之”。这些记载至今都在影响着人们对于《黄帝阴符经》产生年代的判断。历史上，苏秦得阴符之谋以后，游说六国合纵抗秦，身任六国宰相，一时风光无两。那么，苏秦苦读的《太公阴符》和李荃获得的《阴符经》是同一本书吗？多数人认为，苏秦读的“阴符”即周初太公望（姜子牙）所著《太公六韬》，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所以苏秦从《六韬》中获取精华，不断充实自己，才能够在各国之间游刃有余，大放异彩。然而从苏秦的师承来看，他读的“阴符”也极有可能是他师父鬼谷子所著的《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精于辩论纵横之术，苏秦继承他的思想并运用实践，所以能够合纵抗秦，建功立业。不管怎么说，这两本书的内容都与李荃发现的《阴符经》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所以说，苏秦只是“阴符”的实践者，而不是作者。那么为什么太公望和鬼谷子的著作都有“阴符”一说呢？难道只是巧合吗？
再说寇谦之，根据李荃最初发现的《阴符经》上的题记来看，此书乃大魏上清道士寇谦之所藏。寇谦之是北魏时新天师道的缔造者，是道教历史上著名的革新派。在寇谦之革新之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历经魏、晋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议和教团的存在与发展，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为官方承认。其中一些世家大族出身的道教信仰者，由于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较高，所以对原本天师道中浅陋庸俗的科仪教戒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兴趣进行扬弃改造，如此便衍变而成为上清派。寇谦之即是上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寇谦之是《阴符经》的作者吗？从他的行事做派来看，绝对不是。在寇谦之正式出山以前，为了巩固正统之名，他曾两次借神之名推广自己的著述，北魏神瑞二年，寇谦之对外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予他“天师之位”，并赐《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北魏泰常八年，他又称老子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在新天师道得到朝廷推崇后，寇谦之犹嫌理论不足，又广为搜集经典，并将世间“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等混入道经扩充内容。所以说，如果寇谦之是《阴符经》的作者，他一定会托神仙之名来推广《阴符经》，那么为什么寇谦之没有将《阴符经》纳入道经。因为寇谦之无法读懂《阴符经》并化为己用，再者，寇谦之热衷吸收的仪礼和轨范在《阴符经》也并没有体现。实际上，直到唐末五代之后，这部经才算正式被道教吸纳。那么这本书真的是寇谦之藏在嵩山的吗？如果说李荃没有假托黄帝之名写书，那么更加不会假托寇谦之之名藏书。所以说，以寇谦之在嵩山修道三十年的经历，留下《阴符经》在嵩山是极有可能的。那么寇谦之的《阴符经》从何而来？从历代天师传承而来。
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之所以被称为天师道，是因为创立者张道陵以天师自居。张道陵天资聪颖，精于黄老之道，7岁就能参透《道德经》及“河图洛书”，为了彰显道术传承建立道教，张道陵奉老子为始祖，并借老君之名获得天师尊号。而天师的本意，是天子之师，承天之道辅佐天子以治理天下。实际上，老子之后，再无天师。老子作为周王室官学的守护者，作为天师的传承者，却遭遇了一个礼法堕落的妄乱时代，王室操戈，政权更迭，“王子朝奔楚”更是造成官学失守，经典散失。这一切都让老子心灰意冷，无法再行使天师之职，只好骑牛出关，隐没行藏。虽然老子没有找到天师传人，但是老子的道术却流传甚广。或许是受家学影响，张道陵间接地继承了黄帝和老子的学术和道术，并获得了天师传承的经典，其中就有《阴符经》。张道陵所创立的天师道，开始宗教化、神秘化，已经不是最初时纯正的天师之道，但是天师传承经典的功能一直没有中断。
那么《阴符经》到底是不是黄帝所作？看过《黄帝内经》的人应该可以发现，《内经》和《阴符经》在道术和义理上是相通的，《阴符经》字字珠玑，凝练传神，仅用数百字，就把天地人之道，阐述得通透无比，朱熹评价它说：“非深于道者不能做也”。能写出这种书的人，绝对是真证了彻，经天纬地的大成就者。所以此书作者即便不是黄帝，其思想理论也必定传承于黄帝，作者与黄帝有极深的渊源。
在正式阐释经义之前，我们要先弄懂《阴符经》里的“阴符”是什么意思？阴，即是隐秘不显的意思。《书经．洪范》中说“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意思是上天默默地安定着万民，这一过程是不显露的。从阴符经的传承来看，它确实是秘密传播的，运用阴符的人也是深藏不露的，这一点和密宗很像。符，其实最早是记录星象的表述方式，后来又成为君王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在这里指的是天符、天命。《吕氏春秋·知度》中说“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意思是符合天道的君主，不用刻意追求百姓的认同而自然能获得认同。“阴符”二字合起来指的就是隐秘的天机。所以《阴符经》讲的就是如何领会天命，如何把握天机，帝王用之可以治理天下，化育万民。而今时今日的我们用之也可以把握权巧机变，成就世间事业。
上 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可谓开宗明义，概括了整部经的主旨。那么如何观？如何执？观天之道并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天文观测。古人观测天文的基本方法，就是圭表测影。三千年前，西周丞相周公旦就用圭表来测定日影长度来确定时间。而最初发明圭表和使用的时间要更加的早。我们的祖先利用圭表观测正午日影的长短，经过长期的反复观测和记录，确定了一年中影子最长的位置，如此便确立了冬至。而两次冬至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回归年。在确定了回归年周期之后，进一步算出几个较大的节气，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再把一年的时间二十四等分，即得出了二十四节气。这便是观天之道。
那么，如何执天之行呢？早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辈就设置有专职的天文官，负责“观象授时”。了解了天象之后，再依据规律审时度势指导农耕。让百姓按照大自然的“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在统一九州后又依据天象命人制定了《黄帝历》，历法的出现推动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就是执天之行。如果你能做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就受用不尽了，尽矣！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五贼”是什么？很多人本能就联想到“金木水火土”，就连道藏都将“五贼”解释为“金木水火土”，未免有些草率了。如果将“五贼”理解为五行，接后面一句“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在义理上就有些牵强了。历代大家的注解中比较受推崇的是姜太公和张果老的注解，他们将五贼注解为：贼命、贼物、贼时、贼功、贼神。大意是天地间有五种借势发展的机会，但是这五种机会是反常道而行的，所以被称为“五贼”。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和开篇“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在义理上难以贯通。实际上，这里的“五贼”指的是“五运”，简单来说，“五运”依太阳而生。我们的先辈们将所有影响太阳系内能量变化的各种因素简化合并，转化为最基本的阴气和阳气两大类因素，并用阴气和阳气的相互量变来演绎太阳系的运动变化过程，于是阴气和阳气的量变就生化出了五种不同状态，由这五种不同状态所产生的性质分成“五运”。《素问·天元纪大论》里说：“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意思是自然气候的转变是由于阴阳五运轮转运动、往来不息、周而复始的结果。这“五运”影响着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息息相关，所以被称为“五贼”。只要明白其中的原理，掌握了天象之变与地面灾害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就可以趋吉避害，见机行事。这就是“见之者昌。”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前面解释了，这“五贼”是五种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而并非“金、木、水、火、土”，五贼在心，就是说天象之变，了然于心。施行于天，便是按照天道规则去指导百姓生产，从而治理天下。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战国末期的尸佼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古人将空间和时间合称为宇宙。但是在这里，宇宙不仅仅是空间和时间，这里主要是指天体运行的规律，把这些规律总结出来就是天文历法。天文历法是古代帝王学的一部分，是秘而不宣的，有着极其神秘的地位。天文历法一旦泄露，势必会造成政治动乱，所以，普通百姓是绝对不能学习天文历法的，更不能私自观测天象占测吉凶。天文仪器和测算方法掌握在手中，就相当于掌握了宇宙运行的规律。天子掌握着天文历法，用于指导百姓统御国家，就好像宇宙在手，而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山河国土不断地被改造着,天道赋予的造化之能都系于天子之身。《黄帝内经·素问》里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意思是天象时令的变化,与人体内的变化是相应的。对于天子来说，治理天下就像管理自己的身体一样。这就是“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本意是指人先天具有的本性，但这里的“天性”指的是天道，也就是大自然本来的运行轨道。“天性”本来是不存分别，无迹可寻的，但是如果要去定义它，那么这个“天性”就是因人而异的，就是由人来阐释。佛教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从人的思维意识产生，所以说“天性，人也。”人对于外境的认知都是从人心产生，佛教认为“心”为三界万法之主，人心是枢机是关键，也是机变。所以说“人心，机也。”人心是变化不定的，人心不定则国土不安，那么就要依照天理运行的原则来制定人的行为准则，对于天子来说，天之道既能安定自身，也能安定万民。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
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
“天发杀机，地发杀机，人发杀机”看起来似乎杀机重重。这里的“杀机”很多人理解为杀害之心，顺理成章地理解为天和地发动了杀机，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摧残人类万物。人类发动杀机，就会开启战乱纷争。这样理解那就是依文解字，而且也有点怪力乱神了。
前面已说过，天性，人也。天地是遵循自然之道，又怎么会发动杀机呢？这里的“杀”其实是指生灭变化的意思。“天发杀机”就是说上天一旦运转生灭的机关，就会“移星易宿”。这里的“星”就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会出现于北半球天空不同的方位，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我们的祖先根据斗柄所指的方向来辨别季节变化和节气时间，就可以指导农业生产不误时节。“移星”就是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自东向西转动，也叫作“斗转星移”。
而“易宿”是指天上的二十八星宿随着季节而发生变化。古代天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就以恒星为背景，把天上可见的星群分成二十八组，这就是“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分布在漫无边际的太空，它们就好象太阳、月亮的行宫，古人可以根据太阳在二十八宿的对应位置，推算出一年的季节。
“地发杀机”也是受到了“天发杀机”的影响，就发生了“龙蛇起陆”的现象。很多人把“地发杀机，龙蛇起陆”理解为大地上发生了地震或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所以龙和蛇等动物就会从地底出来。如果这样去解释就把《阴符经》庸俗化了。这里的“龙蛇”依然指的是星象，前面说了，古人把天上可见的星群定义为“二十八宿”，然后又把“二十八宿”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划分为“四象”，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而“龙蛇”就是指东方的“苍龙七宿”。“龙蛇起陆”是指春夏之交的时候，苍龙七宿的全体星象摆脱了大地的羁绊，升上了夜空。古人按照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建立了十二月建，即十二个节气月，每月令包含两个节气，即二十四节气。按“三月建辰，四月建巳”来看，“龙蛇”正是春夏之交。苍龙七宿的出没周期与一年农时周期相一致，古人即可依此开始进行一年的农耕活动。
对于农耕社会而言，察观天象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天象乃至天文历法影响着先民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农事。所以说“天发杀机”引发“地发杀机”，“地发杀机”引发“人发杀机”。人依照天地的规则来改造大自然，运用大自然。所谓“万物为我所用，非我所有。”人类创造力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就是“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前面说了，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类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去改造大自然，而不能恣意妄为。按照天时地利的条件去生产去创造，这就叫“天人合发”，如此，天地间的千变万化乃至国家政权的管理都有了秩序有了基调，这就是“万化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这里的“性”就不是说天性了，“性有巧拙”是说不同的人天生的禀性也不同，也有“巧”“拙”之分。这里的“巧”是说机巧，善于谋算。这里的“拙”不是指笨拙，而是指质朴无华。这里“伏藏”是隐藏的意思，不要当成密宗里的伏藏。“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说一个人无论禀性是机巧还是朴拙，都要收敛起来，无需刻意表现，就连藏巧于拙都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要成就大事或者成就大道必须静观其变、相机而动。《易传》里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把握这个时节因缘呢？还是要“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九窍”就是人身上两眼、两耳、两鼻孔、口、前阴和后阴。为什么称之为“邪”呢？《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这段话是说在天地之间，六方之内，无论是山河大地之间的气运，还是人体中九窍、五脏、十二节之精气，都和天地自然之气相通。这个天地自然阴阳之气，又化生五行之气，天、地、人三气。人如果经常违背自然之气，就会被邪气所伤，这样会直接影响寿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九窍”是人体能量出入的门户，在天地间吐故纳新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被邪气入侵，所以称之为“九窍之邪”。
那么如何去避免邪气入侵呢？在乎三要。这“三要”就是眼、耳、口这三个关键。《道德经》上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贪著美丽的景物和色相会让人迷失方向，变得像盲人一样。沉迷美妙的音乐或者靡靡之音会让人不能自拔，听不进良言就像耳聋一样。饕口馋舌之人会逐渐失去味觉，再也无法品尝自然之味。所以说，眼、耳、口这“三要”如果管理不好就会让人精神失守，那要怎么管理呢？《周易·艮卦》上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就是说眼、耳、口这三窍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这就是“可以动静”。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
“火生于木”似乎是人尽皆知的道理，如果仅从字面去理解，显然又将《阴符经》庸俗化了。如果说火本就是生于木，那么这就是常态，又何来“祸发”一说呢？所以说，火不应该生于木。《史记·天官书》中说：“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意思是东方为木，代表春季，对应的天干是甲或乙。从天干的寓意来说“甲乙”代表万物破土而出，草木初生开始抽轧生长的状态。代表春季的“木”在《易经》的“四象”之中属于“少阳”，象征初升的阳气。如果属于夏季的“丙丁火”生在了春季，那就温度过高，气候反常，农事生产就要出大问题，最终会引起祸端，这样的旺火会毁掉这初生的木头，这个木头指的就是国家。所谓“火生于木”是一个比喻，与下文的“奸生于国”是互相呼应的。那么，火不生于木，应该生于什么？这里的“生”是相互资生的意思，和火相互资生的就是水。《黄帝内经》说:“水为阴，火为阳。”水与火实际上是互根互用的，所谓“阴极阳生,阳极阴生”,四季变换就是一个阳气与阴气不断地互根互用,互生互长的过程。
另外从中医角度来看，人的心脏属火，肾脏属水，肝脏属木。如果“火生于木”，那表现在内脏中就是肝气郁结，气郁化火。肝木又将热血送到心脏引起心火,而心火如果没有肾水克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心神不宁、血压上升等症状，长此以往必定“祸发”。而唯有肾水上行以灭心火,心火下降蒸发肾水，心肾相交,阴阳和谐才能身体健康，如此就是“水火既济”。
奸生于国，时动必溃。
“奸生于国”，很多人理解为国家出了奸佞之臣，扰乱朝纲，趁机作乱，最终导致国家崩溃。这样去理解并不全面，因为这里说“时动必溃”，意思是这个过程是动态的，而这个结果是毁灭性的。而奸臣对于国家的负面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并不受时机影响，未必需要“时动”。所以说，这里的“奸”并不是指“奸臣”，而是指“奸心”。而这里的“奸心”不是指作恶之心，而是违逆之心。违逆什么呢？《荀子·非十二子》上说：“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这段话大意是，耗费民力所做的事却不符合民众的需求,这就叫做奸事；费尽知识治国而不以历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这就叫做奸心；与人辩论和譬谕时伶俐敏捷而不遵循礼法道义,这就叫做奸说。这三种奸邪的行为,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所以说，违逆民心违逆道义违逆时令的心就是“奸心”，用“奸心”去治国，一旦引发时局动荡，国家必定崩溃。所以说，奸生于国，时动必溃。
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一旦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并加以修炼，最终便能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并不是道教的圣人，更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指圣明的君王。从《阴符经》立意的高度以及流行的历史来看，它并不是一部专注修身炼行的经书，而是一部指导帝王提升自己并治理天下的天机之书，书中包含了大量帝王需要掌握的天象学以及修身方法，正是因为这些内容，《阴符经》才会被后世认为是一部修道之书。实际上，这部经所涉及的内容在古代都是禁忌，是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如果不是官学失守，这部经可能不会流落到民间，普通人一窥全貌都很难，更别提加以修炼了。
中 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天地孕育万物，万物互生互长，这是“天生”。生命经过生、老、病、死，而物质经过成、住、坏、空最后又复归于天地，这是“天杀”。在这个天生天杀的过程中，一切都遵循着天道运行的自然轨则，天既不主生也不主杀，万物缘聚而生，缘散而灭，并没有主观的力量去主宰，道法自然，法尔如是，谓“道之理也”。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
这里的“盗”，不能简单理解为盗窃，“盗”这个字本就有隐秘的意思，这里的“盗”指的是隐秘的利用。天地间的能量，比如光照、温度、水分、氧气等等被万物所利用，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蠢动含灵等天地万物无不依此而生。而万物又被人类所利用，创造出新的物质，比如工具、食物、建筑等等。人类利用万物的同时，万物也在吸收人类的改造之能，所以说又被万物所盗。这三者之间的利用是潜移默化的。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这句话有人理解为天、地、人这三个大强盗都得到满足以后，天下就太平了,这样理解有点简单粗暴。这里的“盗”依然和上文一样，指的是一种隐秘的行为，而不是对象。因为后面的“三才”已经对天、地、人作了定义，而“三才”是对天道、人道、地道的简称。如果前面先用强盗或盗贼来定义天、地、人，那样前后义理就难以贯通了。“三才既安”指的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发展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天、地、人三者之间合理利用，怎么合理利用呢？《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在大地上生存，要遵守大地万物生长作息的规律。大地承天，万物生长要依据天象与气候的变化来进行，而天象与气候变化都是遵从宇宙间的“大道”来运行。而这个“大道”，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世间万物本来的样子。只要“三盗”按照这样的规律去施行，那么“三才”自然能够安定，能够平衡。世间自然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所以说，饮食要选择合适的时候，这样身体各项机能才能得到调理。这里“百骸”就是身体各部位的意思，但它还有另外一重含义，那就是代表国土。纵观整部《阴符经》，多次用身体的治理来比喻国家的治理，比如前面的“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关于饮食，《黄帝内经·素问》中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大意是，过去的圣人，遵循天地阴阳之气及自然变化的规律，做到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劳逸结合，自然能够长命百岁。食其时，不仅仅指一天当中遵循人体的生物钟进行饮食，更主要是指一年当中要遵循节气的变化来饮食。孔子说“不时，不食”也是同样的道理。引申到治国的层面自然还是体现在农耕上，前面讲过，天地乃万物之盗，那么相应的农事自然要遵循天时而行动，天子只要引领百姓把握天时地利，自然能够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则百姓富足，社稷安宁，百姓安则万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
“神”与“申”本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是古人根据闪电的形状创造出来的，甲骨文的“申”字写的就像开裂的闪电。古人用“神”字来表示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创造伟力。“人知其神之神”是说人类只知道大自然表现出来的力量惊世震俗，却不知道大自然的“不神”之处才是最伟大最神圣的。什么是“不神”？“不神”即天地万物无中生有，有归于无，无穷无尽，不生不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不被任何外部力量干扰，按照自己本来的轨则不断运行着，这个轨则乃天地间的大道。所以说它“不神之所以神”。关于“不神”，汉钟离的解释最为透彻，汉钟离说：“不神者，至道也。虚寂者，无为也。故曰‘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阴阳、日月、三才、万物，是‘不神’而所以神也。”所以说，“不神”才是人类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人只有顺应大道至德和自然规律，无为而无不为，把握天时地利，才能有所作为，成就事业。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也是对“不神”的补充，天地按照自然规律运行，包括日月交替、斗转星移以及因此引发的节气变换、四季交替在内都有一定的周期和节度，这是“日月有数”。除此以外，日月星辰相对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也有一定的规律，所以说“大小有定”。天子掌握了天地运行的规律并把握时机去指导百姓农耕、工程建设等日常事务，如此奠定江山社稷，如此就是至高的功绩。古人对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充满敬畏与崇拜，而具体运用并体现这种力量的人便是天子，在百姓眼里，天子犹如神明，犹如星宿下凡。这点，从出土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的画像可以看出。圣主开创了圣功，就像神明出世一样，所以说“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盗机,是指利用天时地利的最佳时机。这个盗机，天下人都看不见，也更加无法了解。所以说，这个盗机不是普通人可以掌握的。因为这个盗机关乎国运，君子得之固躬。如果是君子掌握这个盗机，必定顺应天道，广施恩泽。不但可以安定自身，更可以安邦定国。这里的“躬”是身体的意思，这里用身体来比喻国家。如果是小人掌握了这个盗机，必定为一己私利而恣意妄为，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最终福报耗尽，又被大自然反盗其性命，“小人得之轻命”即是此义。
下 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三返昼夜，用师万倍。
“瞽者”即盲人，眼盲的人听力会异于常人，而耳聋的人则眼神特别犀利。这是因为心神归一，置心一处，便可以获得平时用兵十倍的效果。这里的“绝利一源”，不是闭塞耳目，而是指将某一项天赋发挥到极致。因为人的耳目最容易分神，而且会互相干扰，只有将心神集中于其一，才能将其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三返昼夜”的“三”是指多次的意思，并非实指。这里的“返”是“返观”的意思，而“昼夜”是指无有间断，所以，“三返昼夜，用师万倍”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断修炼自身，做到收视返听，聚精会神，熄灭妄念，保持至虚至静的状态，这样可以让感知能力超常发挥，达到用兵万倍的效果。
这段话表面来看似乎又是修身炼行的方法，实际上依然是用修身来比喻治国。作者先用“绝利一源”来劝导天子减少欲望，心神守一，再用“三返昼夜”来劝导天子仰观俯察，虚一而静。然后顺应天道，相时而动，自然可以“用师万倍”。而“用师”也不仅仅是代表用兵，而是以“用兵”比喻统御万民，治理天下。《道德经》里说：“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意思是少取才能得到，多取则会迷惑。所以圣人掌握天道，用来治理天下。与“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有异曲同工之妙。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心生于物，就是心随境转，依外境而起心动念，这里的“心”是一种机心，一种妄心。人一旦有了机心，就会被欲望驱使，就会离大道越来越远。《道德经》里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句话是建议圣人治国，不要推崇可以让人产生欲望的事物，这样民心才能安定。所以说作为圣人，无论修身还是治国，都要对治这种机心。如何对治呢？古人说“目者，心之符也。”“心”的关键在于眼睛，因为人的眼睛可以让人产生对物质世界最直观的感受，人如果被外境牵引，就会迷心逐境，不能见到事物的实相，这就是“心生于物”。如果能够闭目观心，舍妄求真，依道而行，“心”自然也就死于物。所以说要“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天覆育万物，为什么这里却说无恩呢？这里的“无恩”指的是不存施恩之心，上天遵循自然之道运行，对待万物一视同仁，并没有刻意地恩泽于某物，而且没有希求回报之心。这种“无恩”的行为才是最伟大的恩德，正是因为“无恩”所以才产生“大恩”。“迅雷烈风，莫不蠢然”正是天之大恩的一种体现，迅雷与烈风，正是二十四节气中“惊蛰”的象征，所谓“春雷惊百虫，万物始生长”，时至惊蛰，阳气生发、春雷乍动，万物蠢然而动，萌发生长。迅雷与烈风带来的生发之气推动万物生长，万物各取所需，天地并没有刻意地区别对待。而对于农耕社会的人类而言，一年之计的春耕就从这里开始了。而在上天看来，人类与其它万物也并无分别。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至乐”就是最高级的快乐，什么是最高级的快乐？庄子认为虚静无为才是最高级的快乐。而《阴符经》作者认为至乐是性余。性余，并不是指骄奢淫逸，放荡有余。而是对于世间欲乐不追求极致而留有空间的意思，这句话对于天子来说就是要懂得适可而止，这样才能得到长治久安之乐。而“至静性廉”也有清静无为的涵义，至静，就是达到虚极静笃的状态,不受外物影响。性廉，是少欲而清明的意思。只有在至静和清明的状态中，才能观察和认识世间万物循环往复的规律。“至乐性余，至静性廉”是对天子个人修身养性的要求。更深层的意思是治理天下或者利用自然资源时要合乎天道，不能过度地干预或者违逆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则。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前面说天有大恩，那为什么又说天之至私呢？天之至私是因为上天按照自然之道运行，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也不会因为个体好恶而改变。更重要的是“天生天杀”这一过程自然而然，不存偏爱，所以说天道是至私的。而正是因为这种至私，才能让万物遵循自然法则各取所需，各自生灭。所以说天地为万物之盗，这正是用之至公的体现。
禽之制在气。
禽，在古代通“擒”字，在这里是把握和控制的意思。而“制”字含有制度和标准的意思。禽之制在气，是说把握的关键在于“气”。这个“气”指的是天地生发之气，具象的体现就是一年当中的节气变化。对于古人而言，把握了这个“气”，才能有效率地进行农业生产等社会活动。而万物也赖“气”之变化而演变。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是死的根源，而死也是生的根源。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命一旦开始，最终是走向死亡。而死亡也意味着新的生命即将开始。万物在天地间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死交替是自然法则，万物莫不遵循。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是对“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义理的补充。恩生于害，是说万物消亡之时又会复发无限生机，这是天地之恩。而生机过于旺盛不免会加速消亡，这就是害生于恩。老子《道德经》中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有这层含义。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愚痴之人往往将天文历法作为圣典，而我认为应该以体察事物的变化无常作为要旨。“愚人以天地文理圣”不是全盘否定了前人总结的天文历法，而是反对将天文历法教条化，天地万物的运转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二十四节气”的运用，由于南北气候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们结合本地天气气候特点改造后再运用到现实之中。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如果能通晓事物规律又能够随机应变，那么天下就不存在有弊端的规范。而拘泥于陈规旧制而教条盲从，这样天下就不存在完美的教化。作为圣人，应该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
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虞，有预料之意。愚痴之人往往将盲目地预测之能奉为神圣之道，而我不这样认为。期，有期求之意。愚痴之人往往将满足玄奇的期求之能奉为神圣之道，而我不这样认为。这里的“我”又是谁？“我”其实是圣人的谦称，亦代指天子。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沉水入火是指走向极端，与前面的“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有同样的含义。这里说的极端行为是指与天道相违。前面的以天地文理圣、以愚虞圣、以期其圣都是走向极端，走向邪道。依道而行者应该以天道为圣，还要结合当下的时物及时作出调整。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
自然之道是至静至虚的，天地万物在未生之前，都处在将开未开、将动未动的静态之中，寂静无形，渺茫无象。万物的生化都是由静至动，静是万物之始。
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随着天地之道逐渐演化，初分阴阳二气，二气阴极阳生，阳极阴生，相生相克、互生互成。二气又互相推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衍生四季，造化万物。而万物的生灭遵循自然之道周而复始，所以说变化顺矣。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所以说，作为一位圣人是不会违逆自然之道的，因此要约束自身不要刻意为之。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自然之道至静至虚，无以名状，世间任何律历都无法记载无法描述。契，古同“锲”，用刀子契刻记事之意。律历是乐律和历法的合称，古人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用十二乐律代表十二个月。所以说至静之道，根本不能用具体的时节来标记。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
至静之道虽然律历所不能契，但是天象是可以时时观测的。爰有奇器，“爰”是“于是”的意思，于是，我们的先祖发明了精妙的天文仪器，例如圭表。用天文仪器通过长时间的观测来建立历法。又发明了“八卦甲子”，通过象数模型推演得出事物发展的种种迹象。而天地运行的机运，就隐藏在这些奇器和八卦之中。“神机鬼藏”的“神机”指的是时机和机运，“鬼藏”指的是隐秘而不可捉摸。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近乎象矣。
一旦掌握了观察和测算方法，那么天地间阴阳相胜之术，以及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就由抽象变得具象，一切都显露无疑，昭然可见。
（作者简介：刘松林，独立策展人。多次策划并报道书画展览活动。曾于广东六祖寺参学并工作多年，出版有禅学著作《碧岩探骊》。）
